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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|我在中美互联网创业23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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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0-12 01:52:2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20年前,当魏松祥第一次踏上美国加州的土地时,他没有想到,有一天自己会怀疑是否错失了国内的机会,也没想到如今中国钱和中国人会在硅谷变得炙手可热,甚至成为了被争抢或提防的对象。
  而今,对这个人到中年的连续创业者来说,每次短暂的回国都意味着大量新信息和新思想的涌入。在上海的一个下午,魏松祥就约了三场见面。前两场都在不知不觉中聊得超时了,他连咖啡都来不及喝,背起挎包,匆匆赶去赴下一个约。
  从90年代的中关村,到互联网泡沫下的硅谷,再到后来的“野蛮生长”和中美竞争,他时常复盘人生的一次次选择,想抓住下一个风口,“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”。
  以下是他的口述:
  讲述者:魏松祥 某通讯区块链公司联合创始人
  我在1998年去了美国,还算运气不错,但回想我的人生,总觉得留在国内可以做得更大。举个例子吧,我在1992年做的输入法就已经有搜狗输入法那么厉害了。我一般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后悔,但我经常会复盘自己的选择:假如不去美国会怎么样?做这件事,或者不做那件事会怎么样?
  90年代在中关村“淘金”

  

1994年的中关村。视觉中国 图

  1989年,我从绍兴嵊县考到了清华,报的是电机系。那时家里很穷,我想,电机系搞的应该就是日常的用电,跟家用电器有关,就选了那个。
  一去学校就发现上当了,电机系跟家用电器半毛关系都没有,学的是输电、发电机。我觉得那技术在80年代之后就已经很成熟了,能创新的地方不多,感到很无聊。
  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根本不懂计算机是啥。但在清华,我们第一年就开始上电脑课,当时用的还是FORTRAN语言,代码都印在纸上。我上了一节课就发现,自己对这个很感兴趣。
  以前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机房上电脑,我就想尽办法到机房去学。那时没有互联网,操作系统还是DOS的。本专业的东西我都没怎么学,每学期的前期基本都不去上课,就算坐在教室里也是在看别的书,快到考试时赶紧复习一遍就能应付过去,成绩中上水平还是有的。
  那是在1991、1992年,因为家里穷,我要去挣钱,就到中关村打工。其实那时还不会写代码,但不知天高地厚地应聘去了。人家给我出了一个题目,其实我也不太会。但好在当时中国的电脑书基本都是清华出版社出的,学校里有个书店,我就天天泡在那里看书,各种书都看,大概知道个意思,就去写代码。都是自学,哪有像现在这么多学习机会,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。
  但那时机会确实很多,挣钱很容易,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挣钱。别说我们IT行业,什么行业都是这样。1992年的时候,大部分人的工资大概也就一两百块钱,我们把Windows汉化了,一套软件就卖1200块钱。我一下子就从我们班上最穷的人变成我们系最富的人了。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,是真的。
  我身边没什么人学编程。清华的很多人只要家里条件不是太差,就不会干这个。我们大部分同学当时就在考托福、考GRE,一个班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出国留学,主要是美国。还有一部分没被国外录取的就进了外企。愿意创业的几乎没有,去创业都是生活逼的。但要是真敢去闯,那时遍地都是机会,因为市场不完善、信息不对称,清华人脑子也不差,做什么事都能挣到钱。
  在清华的最后一整年,我都在做毕业设计。当时老师带我们去宝钢,我负责写代码,检测电机上的一个东西。做完毕业设计后,它就作为产品给宝钢用。后来我1998年去美国了,2004年回国时,我有一个留校的同学问我源代码还在吗,说我们的程序要升级一下。我当时就懵了,10年过去了,天晓得代码在哪里。同学说,我们那个程序还跑着呢。所以我们当时的毕业设计做得非常漂亮。
  在硅谷经历互联网泡沫

  

2012年,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继2000年网络泡沫以来首次突破3000点。视觉中国 图

  1995年的时候,一个叫WebEx的公司的创始人朱敏来北京招人,清华的一个老师把我介绍给他。朱敏提了一个当时很难的问题,但正好是我的强项,我几秒钟就给他讲完了。他就说,你跟我去美国吧。
  那时我没想去美国,觉得在北京挺好的。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,让我在北京找十几个人组建团队,做一些开发,后来它们就变成了WebEx的产品原型,在美国融到资了。可是网速太慢了,拨号上网,文件都传不出去,大家觉得协同效率有点低,还是想办法把团队从中国搬去了美国。
  我们就像蚂蚁搬家一样,一个一个到美国去了,好多人都办不出H1签证(工作签证),拿着B1/B2(旅游/商务)签证出去了。我好不容易拿了一个H1签证,在1998年把北京办公室关掉,最后一个去了美国。
  那家公司后来发展得非常好。一方面,我们这帮人写代码能力确实强,写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都很厉害,写出来的程序功能比较先进,性能也好,老美的公司写代码能力不行。另一方面,我们首创了SaaS的租用模式,以前的模式是卖软件,改成租用以后用户成本降低了。我们业务发展得快,哗地一下起来,2000年就上市了。
  1998年的时候,华人在硅谷的地位还非常低,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是融不到资的。当时的华人分成两类,大陆/内地人和港台人。美国的香港人比较少,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基本就是台湾人,他们60-70年代就去了美国,最早从事IT行业,有一些积累。当年我们去创业的华人,向主流融资非常难。所以后来有了清华TEEC基金,说是要第一个支持清华校友创业。
  那时环境比较纯粹吧,出来创业的少,不像现在机会这么多——创业的人一多,心态就会感觉浮起来一点。但在1998年,反正也没啥创业机会,我们比较天真,工资也不高,就乐呵呵地在那里写代码。
  我们身边有一大批人都受到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影响。WebEx有几个同事在1999年泡沫顶峰的时候离职了,加入电子商务公司,那时股票可能是300美元一股,迅速涨到500美元一股。大家都羡慕说,他们要赚大钱了。
  但泡沫一破,股价迅速从500美元变成50美元,再变成1美元,然后公司就倒了。所以大部分人最后发现没挣到钱,因为股票在他们想套现时已经跌没了。很多人开始重新找工作,在2001年左右的那段时间,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。
  但我们WebEx走了一条反路。我们在2000年7月上市,正好赶在泡沫还没完全破掉之前。但上市后业务反而变好了,因为我们做的是网络会议,泡沫破了以后,很多公司都没有了出差预算,只能改成远程会议。同样,紧接着后来发生了9·11事件,大家都不敢出差了,我们的业务又上去了。
  海归发现出国“变傻”

如今,教育信息化正在中国越发普及。视觉中国 图

  到了2004年的时候,WebEx的规模已经做得非常大了,甚至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动词,远程开会就叫“WebEx一下”。在这个成熟的体系下,对我们这些搞技术而不是搞管理的人来说,后续的新内容很少,不会一直有技术上的重大创新。我们的地位是没问题的——大家都挺尊重我们这些最早的员工,但我们总感觉无聊,所以就商量自己干一把试试看。
  我想到以前自己在中关村一家叫科利华的公司做过,我们那个年代搞教育的都知道,曾是很牛的一家公司,是中国最早做教育信息化的,像在学校普及电脑,帮老师印考卷、备课之类的。所以我就跟合作伙伴说,回国做教育吧。
  其实当时回国的原因很朴素,就是因为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可以应用到教育上,而中国教育市场我最了解,没怎么想就回国去干了。而且当时我的孩子正好一岁,自己又挣了点钱,所以不用考虑太多孩子的因素。我10月离职,花了两个星期东转西转,然后就把整个家搬回中国了。特别快,换到现在就觉得不太可能了。
  回国第一年闷头开发产品,没什么问题。但到第二年产品开始走向市场的时候,就发现哪条路都走不通,因为我们不接地气,内部管理完全就不行,产品卖不动,竞争力不行,就是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  我老婆跟我说,你根本就不应该出国,出国一趟以后就变傻了。傻在哪里呢?比如把中国的公司想象成美国一样的来管理,却不适应中国文化。像硅谷的工作方式很自由,不用打卡,但到国内,不打卡肯定完蛋,一开始员工可能是9点一刻过来,然后就变成9点半、9点三刻。像硅谷股权激励的方式、对市场的认知、对客户关系的认知等等,到国内也有很大的问题。
  还有很典型的是,美国的网站都很简洁,但中国的网站却密密麻麻写满了东西,设计得太简单就挣不到钱。所以我们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想把产品设计得简洁,但这些都是坑,浪费了时间。
  那是我最苦恼的一段时期,花了三年时间,我才慢慢进入了状态,到2008年初就豁然开朗。后来几次创业,我一上来就把什么都搞成中国特色的。
  但在硅谷我还是学到了一些经验。一是做事专业,分到每个人头上的事,大家都做得很到位。我觉得国内相对浮躁一点,这种专业的精神还比较欠缺。二是硅谷比较讲究做产品、做技术,而国内是以市场为主导的。在美国,以市场为主可以起家,但持续以市场来支撑就完了。我们当年在硅谷,就是很底层的一堆“土人”,但就是因为产品和技术做得牛,把老美的竞争对手全都干趴下了。我们刚回国时想得比较纯粹,就交了许多学费。
  在硅谷把价值观搞正了也有好处。国内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,比如我们之前有两个竞争对手内部因为利益分配出了问题,就有一批人来投奔了我,因为觉得我们不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,这样我们销售的实力就一下子强了很多。把产品的销售模式全部本土化以后,一切突然就都通了。
  2010年的时候,我们把整个公司卖给了华为,当时华为看我们技术比较好、团队也不错,做的软件和他们的硬件有互补性,谈着谈着就变成收购了。其实我有点后悔——当时我们在教育口已经有垄断性的地位了,掌握了各个学校的信息,如果放到现在,可能值好几十亿美元。我经常说,如果这个公司留着不卖掉,那就远远不止一个独角兽的规模了。
  但我不能去后悔,不然人生就很没意思了。
  重回硅谷见证“中国潮”

斯坦福大学。视觉中国 图

  在华为待了一年半,我就出来了。当时移动互联网非常火,我觉得这是一生的机会,不能失去。但我们的收购有三年锁定期,结束后还能拿一大笔钱。我跟家人说,要不赌一把,很快就能知道结果。最后沟通下来家人同意,我就放弃了那笔钱,到杭州创建了新的公司,做了几款通信APP,业务发展还可以,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了。
  去年我们又杀进了区块链产业。硅谷有个项目要做去中心化的通信系统,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咯噔一下,我们做了一辈子的中心化产品与业务,但再过三到五年,可能就要被颠覆了。与其等着别人来颠覆,还不如现在就采取行动。所以我们就决定,把一百多人全部投入进去。现在我们在杭州、南京、硅谷加起来有130多人,我常驻硅谷,每个月都会回国。
  如今再到硅谷,气氛和以前完全不同。到处都是中国人的钱,创业融资根本不是问题。这在两个行业特别明显,一是区块链,二是人工智能(AI)。
  据我所知,全世界投AI最多的就是中国,可能觉得AI就是未来吧,所以中国的基金大量投进去,美国的基金反而没有那么多。华人在硅谷的AI公司只要到中国来融资,似乎一点问题都没有,因为中国投资人不知道投给谁,怕碰到骗子,但觉得硅谷来的肯定就不是骗子。
  区块链就更加特殊了。整个区块链的产业链,大部分都在中国。上游有矿机生产厂商,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也是中国人做的,最权威的区块链投资基金全是中国的,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
  在传统的股权世界,一堆白人在那里,你去交流他们都不理你。难得有这样一个行业是华人可以去很多派对交流的。我去参加区块链的大会,感觉中国面孔超过50%。
  很多硅谷项目的人员其实都还很年轻,多是留学生,大学刚毕业或者刚工作几年,因为这个行业相对单纯一点,不需要很多业务经验,只要懂技术就行。要是在谷歌、脸书工作过的,从麻省理工、斯坦福毕业的,只要点子不是太差,很容易就拿到钱。
  这些年轻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很激动,但到了后期,我观察到有些弊端已经暴露了出来。到真正业务落地的时候,他们会发现自己缺很多知识,比如怎么管理好一个团队。以前投资人会帮创业团队找副总裁、找首席财政官,但现在这些投资人都已经套现走人了,团队难道就自生自灭吗?创始人要有非常强大的自我驱动力,因为人的惰性在那里,没过过苦日子,很可能会想,干脆别干了,拿了钱走人吧。
  其实我非常担忧区块链这个行业,担心目前的融资、套现模式会把整个行业毁掉,把不是空气的团队也变成空气。比如区块链项目在发通证(token)的时候,早期投资人都有折扣。我们的项目要求投资人锁仓九个月,也就是上交易所以后,九个月不能把通证卖出,因为我们是想实实在在做事的。其实九个月是很短的一段时间,但我们发现,很多区块链基金连一个月的锁仓都不能接受,想一上交易所就套现走人。
  这种现象需要风投基金下定决心来改造。我最大的愿望是,这个行业能尽快调整过来,把项目落地,最后产生实际的效益,这样才是健康的。
 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创业了,连续创业,反正一路折腾,闲不下来,一闲下来就想,不能放弃这么令人兴奋的机会。
  无论在往返中美的航班上,还是在硅谷或中国的创业园区,我身边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。虽然我自己不是投资人,但看到这些年轻创业者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琢磨他们做的事情是否值得投资。在见证了互联网行业的起起落落之后,我最大的感悟是要相信命运。机会比努力重要,但如果不努力的话,机会来了也没戏。谁能抓住大机会,站在真正的风口,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,这就是命运。

魏松祥。讲述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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